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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赤光》《右江日报工农兵红星》 红色报刊见证革命生涯
发布日期:2021-12-14 16:33   来源:未知   阅读:

  6月9日,一阵夏雨使得故居多了润泽感,也丝毫未影响游客参观的兴致。走进故居陈列馆,《红星》《工农兵》等红军时期的报纸尽显历史感。讲解员吕薇介绍,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亲自参与创办和主编过多种报刊,馆内珍贵的报刊复印件和精心制作的历史短视频反映了对报纸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非常重视,也见证了他和报刊结下的不解之缘。

  1920年夏,年仅16岁的和其他近200名勤工俭学学生,从上海坐邮船驶赴法国。只上了5个月的课,他们就因为资金不足而开始辗转钢厂、橡胶厂等,边工作边读书。

  当时的橡胶厂有40多个中国学生,工厂搭了一座木棚,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地。在这个木棚里,认识了蔡和森、周恩来等革命者,读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

  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后改名为“旅欧中国青年团”)成立。同年8月,“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创刊。

  于1923年6月加入旅欧中国青年团。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同年底,他进入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的书记部工作,主要是编辑《少年》。《少年》共出了13期,主要内容是介绍的性质和作用,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译载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据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李大章刻蜡版,李富春负责发行。1924年,《少年》改名《赤光》出版,后者更具有战斗性,以周恩来为主要撰稿人和责编。到1925年止,《赤光》共出版33期。

  对《赤光》倾注了极大心力。由于他的字工整美观,刊物印刷清晰、装订简雅,被称赞为“油印博士”。在编辑部的小房间,常和周恩来工作到深夜,一起打地铺,在周恩来这位兄长般的同志和领导身上学到很多。后来,以“希贤”的本名发表过《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此外,他用化名也发表过一些文章。《赤光》的文章因为短小精悍,切中时弊,深受欢迎,被旅欧华人盛赞为“我们奋斗的先锋”。

  1929年夏,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南宁。对报纸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非常重视,10月初,为做好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他要求先遣部队在做军事准备的同时,要腾出手筹办红军报纸。10月下旬,《右江日报》创刊;12月11日百色起义后,《右江日报》成为红七军机关报,在右江地区公开发行。

  1930年2月1日的龙州起义,也展开了以报纸为载体的强大宣传攻势,《工农兵》报成为红八军机关报。这两份报纸对于国际新闻、国内新闻、省内新闻、本地新闻皆有刊登。

  第44期《右江日报》有5则本地新闻,分别是《恩奉群众欢迎张军长》《赤色的平马》《平马工会已腾然实现》《农协往剿向都土劣》《宣传队下乡情况》。其中,《赤色的平马》是仅有230字的小通讯,描绘了当时平马镇各单位、团体、乡村村民购买红布、红纸,制作小旗、书写标语、横额的情景。红布、红纸很快被抢购一空,热情高涨的人们只得另想办法,买来红药粉,将白布、白纸染红“此时平马一市,可说是全红的世界。”全文以此做结。

  龙州起义所在地左江地区位于中越边境,在当时被法帝国主义视为势力范围,法国驻龙州领事馆多次发出照会威胁,声称要调遣法国和越南军队进驻。对此,《工农兵》报在一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此文严正申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

  《有问必答》栏目则以短平快的问答形式,如“最担心的是什么?”“打仗的军费怎样筹发”等对比了、所联合的力量,以及治党治军方针政策之不同等,以供群众来评判、选择。

  《红星》报诞生于1931年12月11日的江西瑞金,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创办伊始是铅印4 开 4版,用毛边土纸印刷,初定5日刊,每期发行约17000份,目标读者是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干部群众。

  1933年5月,因遭受错误打击被撤销职务,不久受命主编《红星》报,重操“油印博士”旧业。

  从1933年8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的这段时间,顾全大局,把个人荣辱抛之脑后,为办好《红星》而倾注全力。当时整个编辑部只有他和一名通讯员,从组稿、写稿、编辑加工,到版面设计甚至校对、印刷,几乎全由他一人包干。

  他在《编者自述》中提出:“本报坚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办报宗旨,切实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和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

  到编辑部后,首先抓的是报纸的质量。创刊之初,《红星》一般是4 开 4版,初定5日刊,从第31期起,改为32 开的油印期刊。因出版周期长,信息不能及时传达,油印字迹易模糊,达不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到编辑部后,将版式由原来的32 开油印改为4 开铅印5日刊,并重新编了号,大大地缩短了报纸的出版周期。

  《红星》还渐渐组织起一支拥有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既有普通战士,又有党政机关和军队领导者和指挥者,如罗荣桓、罗瑞卿、萧华、张爱萍、、袁国平等都曾是该报通讯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贺昌、博古等也为《红星》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

  在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反“围剿”战役中,李立三同志对伤员体贴入微,他要求兵站人员根据伤员不同的负伤部位,设计多种形式的担架,以减轻伤员痛苦,提高救护质量,赢得了指战员的称赞。就此事,周恩来在《红星》上撰文表扬。

  南昌起义6周年之际,决定在“红军故事”专栏中刊发一系列有影响的红军战斗故事以示纪念,于是向约稿。很快把稿子写了出来,题目是《吉安的占领》,并署上笔名“子任”。1933年8月14日,改版后的《红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生动地叙述了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成功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表达了对当时“左”倾错误军事指挥的不满。文章发表后,不仅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而且也体现了作为革命家办报的胆识和魄力。

  为了适应不同层面读者的需要,还对《红星》报的内容进行了改革。由于《红星》的目标读者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不高。对此,除了“社论”“要闻”等栏目外,《红星》还设立了反映红军生活的“红军家信”,介绍开展群众工作方法的“群众工作”,介绍军事战略战术的“军事常识”,介绍战场救护和防病治病的“卫生常识”等。还增加了《红星副刊》,在文艺副刊上开辟“山歌”“猜谜语”“趣味问答”,以生动有趣的内容丰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带领《红星》编辑部跟随中央纵队踏上了长征。10月20日,《红星》长征专号第1期便出版。为这期报纸撰写了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指出“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鼓舞着指战员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在主编《红星》报70多期的工作过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新闻报刊宣传工作经验。

  1972年底,中央安排到江西各地参观。这是他和夫人在清江县参观时,到饭店吃便餐时付钱和粮票后,服务员开的收据,显示餐费是六角四分现金以及六两粮票。

  1952年8月5日《重庆日报》正式创刊,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亲自为《重庆日报》题词:“发展生产,交流城乡,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祝贺重庆日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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